“公廨钱”制度本意在节省政府开支，减轻百姓负担，何以竟会事与感违地困扰百姓呢？
这是因为公廨钱制实行后，官府缺公款无以治事，薄俸禄不能养廉。
而一些贪鄙官吏乘机以权谋私，盘剥百姓，用强迫摊派的“抑配”方式举钱生息，年利息率加上劳费、有高达百分之百者。
甚至有“虚立保契，子孙相承为債户”的事情发生。
背后官商勾结，使得放贷的公平原则丧失殆尽，老百姓被迫接受超常的剥削。
这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官府人员贪腐的问题，而是地方财政支出不堪使用，而不得不采取的“另类办法”。
举个例子说，大唐运河沿途州府，都要长时间负责漕运的维持。
其间花费的人力物力，并不全是由朝廷中枢负担，甚至大部分都是地方州府承担了。
地方州府的赋税，都交到中枢，或者有财政列编，都是固定款项。
中央调拨的运河维护费用不够，地方官府那只能“另辟蹊径”。
羊毛出在羊身上，那些划掉的财帛哪里来呢？
答案是公廨钱的利息，换句话说，靠高利贷剥削地方百姓而来。
这些沉重的负担，可是不会记录在大唐中枢的税收账册上。
与之并行的，还有各种苛捐杂税，名目繁多。
百姓手中的利益，若是以权夺之，如同猛火急攻，必定反抗剧烈。
若是以商夺之，则如同文火慢炖，催之无形。
这些都是官府中“不能说的秘密”。
如今郑叔清坦然告知方重勇，算得上推心置腹了。
想想也是，如果让中枢出这些钱，那么李隆基早就破产要去讨饭了！
有事当然要苦一苦百姓，怎么能苦皇帝呢？
开元盛世表面上烈火烹油一般繁华，实则背地里危机四伏。
郑叔清所说的，不过冰山一角而已。
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郑叔清若是当度支郎，外人或许还以为开元时的唐庭财帛满仓坚如磐石。
但郑叔清作为当事人，却不能骗自己，认为自己升官后就可以摸鱼摆烂。
一不小心，真会死人的！
“如果迁都洛阳，或许还有办法。
不然的话，如此积弊，又岂是我这个黄口小儿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？”
方重勇叹了口气说道，郑叔清真踏马看得起他。
大唐的情况在这里摆着，有现实因素，也有历史因素。
所有的措施当中，唯有迁都是动静最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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