涂书记说，那个厂就是个空壳，什么都没有，完全是为了让那块地有个属主，挂在账上。
涂书记还说，在他正式离开之前，想把这块地处理掉，免得年后交接时扯不清楚。
他问我们有没有兴趣买下来。”
江春生听到这里，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一紧：“他开价多少？”
“两千一亩。
比上次我们拿五十亩的时候涨了两百。”于永斌把本子合上，“一共二十亩，总价四万。
这块地正好和我们那五十亩挨在一起，买下来，我们那一片就完整了。”
“两千一亩不贵。”江春生几乎没犹豫，“我们账上有钱。
去年收的租金，加上上回清算的结余，凑四万不是问题。
把这块地拿下来，将来规划上也好统一开发。
不然中间夹着一块别人的地，什么事都干不成。”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于永斌说，“那今天到了冶江，跟李大哥说说。
看看他的意思。”
“李大哥肯定没意见。
他一贯是‘永春实业’的事我们做主，他只管凑数。”江春生说着，打了把方向，面包车拐进了通往冶江的县道。
路两边的水杉树光秃秃的，一排排地往后退，田野里的冬麦刚冒出寸把长的新绿，远远看去像铺了一层薄薄的绿绒。
“对了，还有个事。”于永斌又想起什么，从包里翻出另一个本子，“前几天欣彤帮李大哥准备年终总结发言稿，问我要明年的销售目标。
我让她写‘比今年提高一成’。
我跟你说这个数，是打了埋伏的。
因为实际上——今年铸铁管的销售额比去年下降了将近四成。”
“四成？”江春生皱了皱眉，“我们半年前预测过会下降，但没想到这么多。”
“是啊。
能撑下来已经不容易了。”于永斌叹了口气，“不过好消息是，那台高炉停了以后，生产成本也降了不少。
再说工人的班也由三班倒改成了四班倒，工资降了，但没裁一个人。
骨干都留住了。”
“这个结果，已经算是不错了。”江春生感慨道，“你是不知道，前几天工程队石昌高速三个施工点结算民工工资，一分钱没有付，全打了白条。
几个五大三粗的民工头在走廊里又哭又喊，有一个腿一软坐在了地上，拿拳头捶自己的胸口。”
“哦？
还有这种事？”于永斌明显吃了一惊，眉头皱起来，“民工过年没钱拿回家，弄不好是要出大事的。
后来怎么解决的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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