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人在没什么可失去的时候，是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来的。
“我已经来了五个月。
不算新人了。”他说。
“之前那个大哥呢？
就是在这里干了六年的那个。”
“哦…你说的老赵啊？
他腰伤犯了，今天早上去医疗站了。
我替他一天。”
年轻人把推车靠在墙边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。
走廊温度不高，但他推着推车走了十几个隔离房间，背上已经湿透了。
配给推车不轻，每个房间要送两份托盘，这一层有十二间隔离房，他一个人要推着推车走两趟。
老赵的腰就是这么被搞坏的——推了六年的推车，腰椎间盘突出三节，医疗站说他需要做手术，但手术的贡献点够老赵要攒三年的了。
“你在这里干了五个月，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阿莲的女人？”马权问。
年轻人的手在推车把手上停了一下。
不是害怕——是回忆。
他在脑子里搜索这个名字，搜索了大概几秒。
然后他抬起头看着马权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极细微的变化。
“阿莲？
灰绿色斗篷？”
马权心脏猛跳。
他的独臂手指在小窗边缘上用力按了一下，指尖的关节在合金边框上发出极轻微的金属摩擦声。
“你见过这个女人吗？”
“我没见过。
但我听老赵提过。
大概是几个月前——不对，三个月零几天——有一批幸存者从东侧废墟方向被带回来。
大概有十几个人，大半是孩子。
护送的人是个女的，穿灰绿色斗篷，戴着兜帽，看不清脸。
她把那批人送到难民区登记点之后就走了。
老赵那天正好在登记点附近送配给，他看到了那个女人的背影。
他说那女人走的时候脚步很稳，不像是逃难的，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之后的全身放松了状态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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