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光灯还在嗡嗡地响，那盆绿萝的叶子垂在花盆边缘，黄了一半。
“我师父的东西，”沈知言终于开口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我大部分拿走了。
留在档案柜里的都是一些零碎的手稿复印件，还有他的笔记本。”
“什么样的笔记本？”
“不是正规的笔记本。
就是我师父随手记东西的本子，什么都有——实验参数、会议记录、买菜清单、围棋棋谱。
乱七八糟的，想到什么记什么。
我一直没来得及整理。”
陆峥看着他。
“沈知言，你师父生前，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特别的东西？
一份文件、一个名字、一笔钱，什么都行。”
沈知言把眼镜重新戴上，但没看屏幕。
他转过头，看着窗外。
窗外是物理楼的背面，一堵灰扑扑的墙，墙上爬着枯藤。
“我师父这个人，”他说，“嘴很严。
他在研究所干了四十年，什么该说、什么不该说，他比谁都清楚。
但有一件事，我一直觉得奇怪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他死之前那段时间，状态不太对。
大概死前两三个月吧，他开始变得……焦虑。
不是那种工作压力大的焦虑，是那种——心里头有事、但说不出口的焦虑。
他晚上失眠，半夜给我发邮件，发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链接，什么养生文章、什么退休政策，跟他的研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沈知言顿了顿。
“我那时候以为他是压力太大了，劝他休息，他不听。
现在想起来，也许他是在暗示什么。”
“暗示什么？”
“不知道。
如果他真的在暗示什么，那我没看懂。”
陆峥靠在椅背上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。
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，从小养成的，改不掉。
“那些邮件，”他说，“还在吗？”
“在。
我都没删。”
“能让我看看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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