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既然来了，自己会说。”
陈默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。
手里没有武器，只有一个牛皮纸信封。
信封不大，被雨水洇湿了一点边角，上面没有写收件人。
他捏着信封，在手指间转了一圈，然后往前一递。
“这是苏蔓近三个月的通讯记录。
不是医院内部那个号码，是她的第二个手机。
号码注册在一个已经死了三年的人名下。”
陆峥没有接。
他盯着那个信封，雨水顺着他的额头滑下来，滑过眉骨，挂在他的睫毛上。
他没有眨眼。
“为什么给我？”
“因为她已经不在我的控制范围内了。”陈默的声音很平，像在陈述一份案卷里的事实，“我让她盯着夏晚星，获取‘深海’计划的行程安排。
她做到了。
但上周开始，她汇报的信息开始出现编造的痕迹。
她把夏晚星的行程往后推了四十分钟报给我，又提前了二十分钟报给另一个人。”
“谁？”
陈默没有直接回答。
他把信封又往前递了一寸，雨水打在牛皮纸上，发出噼噼啪啪的细碎声响。
“你记不记得警校时候，教官教过我们一句话——‘当一个卧底开始同时对两方说谎，只有一种可能。
他找到了第三个效忠的对象。
’”
陆峥当然记得。
教这句话的教官姓孟，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左腿是瘸的。
他在一线待了二十年，亲手带出来七个卧底，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两个。
孟教官说这话的时候站在讲台上，背着手，眼睛看着窗外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
“卧底最难的不是骗敌人，是骗自己。
一旦开始对两边说谎，你就再也回不到任何一边了。”
那堂课结束后的第三天，孟教官被调走了。
调去了哪里，没人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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