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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。
上海。
红党办事处。
夜色已深，弄堂里的路灯昏黄，偶尔有几只野猫蹿过，带起一阵窸窣的响动。
黄志忠坐在二楼临街的窗前，手里捏着一根烟，却没点。
他的目光落在桌上那只布口袋里，沉甸甸的，两百条多大黄鱼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。
组织的各处资金全部都解决了，这是剩下的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又缓缓吐出来。
几天前，组织上还在为经费发愁。
印刷厂的机器快转不动了，报社的纸张只够再撑一个星期，那几个隐蔽的联络点房租都拖欠了两个月，就连“水牛”的药材铺都快支撑不下去了。
伍豪同志说了，最快调集资金也得一个月。
他半夜睡不着，掰着手指头算账，算来算去都是个死局。
现在，问题都解决了，这些剩下的金条就摆在他面前。
“青鸟。”
他低声念出这个代号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。
链霉素换来三百条大黄鱼，现在还剩10瓶，可以在任何时候出手应急。
而且这一次是他出手堵住所有供应口，把价格推到市场价的三十多倍，让周佛海那个两面派乖乖掏钱。
这不是一般的本事。
这是能把整个上海滩的药品黑市捏在手心里的本事。
黄志忠把烟点上，深深吸了一口。
他想起了伍豪同志离开上海前的那次指示。
那是七月十号晚上，在大光明咖啡馆后头那栋石库门房子里，伍豪同志坐在昏黄的灯下，声音不高，却字字千钧：
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，不可避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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