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！”
贺全安微微颔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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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先生在自己的办公室来回踱步。
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。
不是因为上海的局势，毕竟局势已经坏到不能再坏了，再想也没有用。
让他不安的是他身边的人。
他安排人手布置新的潜伏计划，进展缓慢得不像话。
联络点该撤的没撤，电台该转移的没转移，新的人手该安的没安。
他催了几次，下面的人嘴上答应，转头就没有下文了。
最让他不安的是蔡公治。
这个跟了他多年的机要室主任，这几天几乎没有离开过据点。
以前他每天都要出去，联络这个，协调那个，忙得脚不沾地。
现在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，门关着，窗帘拉着，不知道在里面做什么。
曾先生让人去叫他，他说在整理文件。
再叫人去叫，他说身体不舒服。
第三次叫人去叫，他干脆不出来了。
曾先生坐在办公室里，面前的茶已经凉了，他没有喝。
窗外的法租界还是老样子，街上人来人往，黄包车跑来跑去，梧桐树的叶子快落光了，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晃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把目光收回来，落在桌上那几份报告上。
报告写得很漂亮，字迹工整，条理清晰，但他知道，里面的内容全是假的。
潜伏点没有布置好，电台没有到位，人手没有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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