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有事儿，我会快去快回，不用担心，”冯刚道，见他这么说二女就知道他不想说具体是什么事，也没多问，
冯刚这几天一直表面平静，心里却着了一团火似的，急得不行，因为他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和一个日子，所以他必须要那个日子到来前赶去香港，去见那人。
希望可以获得他的信任，真真切切帮助到即将面临困境的红党！
因为今年正是对红党来说至关重要的1936年，而再过半年将发生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！
作为拥有上帝视角的穿越者，冯刚很清楚，西安事变本不应该发生，纯属一场意外，虽然最后的结局坏事变好事，让国共走向共同抗日，也给了红党一段至关重要的战略发展期。
但实际上，这里面步步惊心，几乎让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和红党面临覆灭之危险。
简单说来，随着日本人在华北华中的步步紧逼，中日大战已迫在眉睫一触即发，但常申凯政府依然把重点放在围剿红党和红军上，但随着日本人套在国府头上的绳索日渐收紧，稍微有点头脑的人也都看得明白，若不再勠力同心联合所有力量抵御外敌，恐将悔之晚矣。
在庞大的舆论和残酷的现实压力下，一直顽固反共的常申凯也终于出现松动，逐渐趋向接受联苏、联共，共同抗日的理念，他先于1935年年底，暗示子文出面进行斡旋，于是子文写了封言辞恳切的亲笔信，派特使去到延安交给毛主席，表达愿意摒弃前嫌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意愿。
与此同时，一直希望借助中国来牵制日本的苏联人也出面调停，作为军事援助国府最多的国家，常申凯自然不敢对苏联人的要求置之不理，在1936年初组织一支代表团访问苏联，其实是在莫斯科与红党派出的代表团进行第一次会谈，商讨联合抗日的合作细节。
经过多轮磋商，并在苏联共产国际力压中国红党作出一系列重大让步后，双方已基本达成大部分共识，只剩少许细节未曾最后敲定，即刻进入最后落实签约阶段。
与世人所知的，常申凯飞去西安是为了反共去的这一公开说法不同的是，真实历史上，常申凯1936年年底去西安，最初目的是为与苏联人签订《中苏友好互不侵犯条约》，并与周恩来见面会谈，敲定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最后细节并签约的。
而意外就在这一刻发生了，1936年10月，本来大家都谈得好好的，就差最后签字落实了，但负责《中苏条约》的苏联谈判代表团团长鲍格莫洛夫，突然对国府谈判代表陈立夫说，“一旦中日爆发战争，我们绝不会帮助中共，”
据陈立夫后来的回忆录披露，当时他听了这句话还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因为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，就在陈立夫想要追问求证此言是否属实时，鲍格莫洛夫又说句更骇人的话来，“陈先生，中共只有两三千兵力，如果他们不听话，你们就把他们消灭掉算了，”
说这话的可是斯大林的全权代表，陈立夫不敢耽搁，立刻急电常申凯汇报情况，常申凯闻讯大喜，立刻召集心腹及幕僚紧急开会，并得出最终结论——原来共党的谈判是因为已到穷途末路，那还谈个毛线啊，命令部队立刻加紧进攻，“剿匪”已进入最后五分钟阶段！
于是常申凯的西安国共谈判之旅，秒变督军“剿共”之旅，在常校长严令下，胡宗南部开始大举进犯毫无准备的红区，常申凯更是于10月22日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参与围剿，并预谋抓捕前来赴约的红党领导人。
若非张学良被周恩来强大人格魅力所感染，并被说服，果断发动兵谏，彻底改变了这一事件的走向，不然按照苏联人和常申凯共同策划的剧本继续演绎下去，红军和红党真的非常有可能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绝境。
毕竟这属于里应外合，内外夹击，由始至终接受苏联共产国际领导的中国红党和红军，怎么也未料到会遭受背叛和出卖，直接被推到绝路上来。
真的！
历史只差那么一丝一线，就将彻底改变！
是生存？
还是毁灭？
！
既然身处这样一个关键历史时期，冯刚又怎能坐视不理，等待那可能不会到来的历史意外降临呢？
所以他必须要做点什么！
去香港，去见那个人！
立刻，马上！
本章已完成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