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翌日清晨，钱文彬换了一身半旧的靛蓝长衫，没有穿官服。
周明远告诉他，工厂不是衙门，穿官服去反倒不方便，工匠们见了拘束，说话也不自在。
他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，把官服挂回衣架上，转身出了门。
广州的春天，天亮得早。
辰时刚过，阳光已经铺满了街巷，青石板路被晒得微微发烫，卖早点的摊子前热气腾腾，蒸笼摞得比人还高。
钱文彬没有坐轿，一路步行。
他要趁这个机会，把沿途的路况、工厂周边的环境、工人的来去方向都看一遍——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。
办任何事之前，先把底摸清楚。
摸不清底，说什么都是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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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到工厂门口，梁大柱正蹲在台阶上吃早饭。
一碗白粥，一碟咸菜，两个馒头。
他吃得不快，每一口都嚼得很细，像是在品味什么。
看见钱文彬，他愣了一下，放下粥碗站了起来。
“钱大人？
您怎么来了？”
钱文彬在候补期间跟他打过交道，珠江堤岸那段日子，两人在工地上蹲了几个月，算是老熟人了。
“梁师傅，以后就在这儿了。”钱文彬没有多说，只是拱了拱手。
梁大柱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没有问为什么，也没有问来做什么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“那敢情好。”
他端起粥碗，几口喝完，抹了抹嘴，“走，我带您进去转转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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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间里，机器已经轰隆隆地转了起来。
林顺站在那台钻孔设备前，正全神贯注地加工一个零件。
他左手扶着工件，右手握着进给手柄，眼睛盯着钻头与铁棒接触的地方，铁屑像雪花一样飞溅出来，落在他的手臂上、衣襟上、地上。
他没有躲，甚至没有眨眼。
旁边几个新来的学徒蹲在地上，一人手里拿着一个本子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每一个动作。
一个叫张小山的少年举着本子，铅笔飞快地画着草图，画的是钻头的角度和进给的力度；
另一个叫陈大牛的壮实青年嘴里念念有词，把林顺操作的每一个步骤都小声重复了一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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