只是刘先生…… 您也知道，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人口繁杂，又素来把‘清廉’二字刻在骨子里，早年在元朝为官时就两袖清风，没攒下半分家底。
如今若是只按伯爵的俸禄给，每年二百四十石米，刨去一家几十口的嚼用、仆役的月钱，再加上笔墨纸砚的开销，怕是连家用都难支撑。
您看，能不能酌情给他涨点俸禄？
哪怕多添五十石，也是父王对他的体恤，也好让他没了后顾之忧，安心为父王效力。”
朱元璋闻言，眉头微微一挑，指腹下意识地摩挲着茶盏边缘，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—— 他倒没想到，朱槿会为刘基的俸禄这般上心。
朱槿心里也清楚，老爹并非刻意苛待官员，只是这俸禄制度，从根上就带着 “紧箍咒”。
朱元璋出身佃农，亲眼见过元末官员搂着金银、住着豪宅，却看着百姓饿死在路边，所以他登基后一门心思想着 “廉俭治国”，总说 “官员只要能吃饱穿暖就够了，多了俸禄反会滋生贪念”。
他在位期间总共有前后三次给官员定薪，把九品十八档的俸禄标准算得明明白白，还特意刻在皇宫外的石碑上，说是 “永制”，要让后代子孙都照着办，就是怕后世皇帝滥发俸禄，养出一群蛀虫。
朱槿暗自回想那三次定薪的标准：洪武四年第一次定薪，正一品年俸九百石，从一品七百五十石，往下逐品递减，到了从九品只有五十石。
按当时应天米价一贯钱一石算，正一品年薪约九百贯，从九品仅五十贯。
若参考现代中等城市米价（约 2.
5 元 \/ 斤，一石米约 120 斤，折合 300 元 \/ 石），正一品年俸相当于现代 27 万元，从九品仅 1.
5 万元。
要知道，当时应天周边普通农户一家五口，一年省吃俭用需三十石米（约现代 9000 元）勉强糊口 —— 农户自家种粮不用买，还能靠种菜、养鸡补贴，可从九品官员拿着五十石俸禄（1.
5 万元），要养活一家老小，还要付房租（当时应天普通宅院月租约 2 贯，年 24 贯，相当于现代 7200 元）、买笔墨（一支好笔需 500 文，约 150 元）、应付应酬（一次同僚聚餐约 1 贯，300 元），仔细算下来，日子已够紧巴，相当于现代月入 1200 多元，刚够温饱。
到了洪武十三年又改一次，正一品涨到一千石，还加三百贯俸钞，看似年入一千三百贯（约现代 39 万元），可没两年俸钞贬值，一贯钞只能买八斗米，三百贯实际仅抵二百四十石米（约 7.
2 万元），正一品实际年收入缩水到 37.
2 万元；
后来洪武二十五年改按月发禄米，正一品月米八十七石（年一千零四十四石，约现代 31.
32 万元），从九品月米五石（年六十石，约 1.
8 万元）。
更糟的是常常用胡椒、苏木抵俸，一斤胡椒抵两石米（约 600 元），官员家里吃不完拿去变卖，商人压价后一斤仅能换一石半米（450 元），实际收入再打七五折，从九品年俸甚至不足 1.
35 万元，相当于现代月入 1100 多元。
就说那三百贯俸钞，刚发行时一贯能换一石米，可没两年就贬了值，一贯钞只能买八斗米，三百贯算下来，比原定的禄米少了六十石；更别说用胡椒抵俸了，一斤胡椒要抵两石米，可官员家里又吃不了那么多胡椒，拿去变卖时，商人还会压价，最后到手的粮食，连七成也不到。
更要命的是，朱元璋把标准刻在石头上就不管了，没想着日后粮食会涨价、银子会贬值。
就说现在，一石米在应天要卖一贯钱，可十年后说不定就得两贯、三贯，官员手里的禄米没变，能买到的东西却少了，日子自然越过越紧。
像正七品的知县，一年八十七石禄米，看着不少，可他要管一县的事，得雇书吏、衙役，这些人的工钱都要从俸禄里出，再加上自家十几口人的嚼用，到了年底往往只剩个空账本；若是遇上灾年，米价再涨，连自家吃饭都成问题，哪还顾得上廉洁？
朱槿何尝不明白 “高薪养廉” 的道理？
官员手里有足够的俸禄，不用为家用发愁，才不会动贪墨的心思；可若是连自家都快养不活了，就算是再正直的人，也难免会伸手捞好处。
就像朱元璋手下的武将，早年攻城时虽不准抢百姓钱粮，可他们能分到战利品，还能开垦荒地，大多过得富裕；可刘基不一样，他一辈子只靠俸禄过日子，又守着原则不肯占半分便宜，一年二百四十石的伯爵俸禄，要养二十多口人，还要接济远在青田的族人，每年入冬前都要典当旧衣物才能凑够炭火钱，日子能不清贫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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