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车内的王敏敏一直静听着二人对话，听见常遇春夸赞朱槿，眉眼瞬间弯了起来，不等朱槿接话，便脆生生开口：“常将军，您还不知道呢！
这些马路啊，全是咱们家公子自掏腰包修的！
尤其是从应天府到前面勋泽庄的这段，用料最实在，修得也最平整，规格比别处都高。
而且公子心善，凡是来修路的民夫，都给足了工钱，哪像官府征徭役那样，让人家白出力气呢！”
常遇春闻言先是一怔，随即转头看向朱槿，眼神里满是惊讶，嘴角却勾起打趣的笑：“哦？
还有这等事？
要知道，往常修路这等差事，哪回不是朝廷召集百姓服徭役？
别说工钱了，民夫自己带干粮都是常事。
你小子倒好，这么多银子说花就花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土财主！”
朱槿听着常遇春的调侃，只是浅笑着摇了摇头，心里却不由自主地泛起对明初徭役制度的思索。
他太清楚了，明初的徭役制度，核心便是 “按户派役、以丁为基”—— 那是朝廷强征百姓的无偿劳动，无论是扛活修堤，还是跑腿当差，百姓都没有半分拒绝的余地。
这制度虽是国家运转的支柱，修城池、筑官道、运军粮，哪样都离不开它，可对百姓来说，却是压在肩头的沉重负担。
明初的户籍制度严得像铁律，百姓按职业被分成 “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” 几大类，一旦入了籍，一辈子都不能改，连带着徭役也得代代相传。
民户要去修桥铺路，军户要去戍边打仗，匠户得守在官府作坊里做工，灶户则要守着盐田熬盐 —— 仿佛从出生起，每个人的命运就被 “徭役” 二字钉死了。
更别说朝廷还按田产多寡、家境贫富，把民户分成上、中、下三等，有些地方分得更细，足足九等。
上户要扛最苦的活，比如去修黄河、跑长途运粮；下户虽只做些本地修路、看守仓库的轻活，可到了实际执行时，却常因吏治腐败变了味 —— 富户靠着花钱打点、找关系，总能把徭役推给别人；贫苦人家无钱无势，只能硬扛着本该不属于自己的重活，苦不堪言。
而且徭役只征 “成丁”，明初先是定十六岁为成丁，后来改成了十八岁，要到六十岁才能免役。
家里成丁多，徭役就重；成丁少，负担才轻些；只有鳏寡孤独那样的无丁之家，才能酌情减免。
可即便如此，对寻常百姓来说，徭役依旧是座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 —— 毕竟那是纯纯粹粹的无偿劳动，不仅白出力，有时连食宿都得自己承担。
想到这里，朱槿忍不住轻轻叹了口气。
他太明白，这繁重的徭役，是明初流民泛滥的根由之一。
多少农户实在 “不堪重役”，只能抛下田产、逃离家乡，有的藏起户籍躲进深山，有的一路乞讨流落他乡，渐渐汇成了浩荡的 “流民潮”。
洪武年间，单是河南、山东两地，流民就有百万之多。
这些人没有户籍、没有田产，只能靠乞讨度日，走投无路时便铤而走险，成了扰乱治安的隐患。
就像洪武十四年，广东的流民被逼得聚众起义，喊出的 “免徭役，还田产” 六个字，字字都浸着百姓的血泪与痛恨。
更让人心疼的是，长期徭役常常拆散无数家庭。
多少民夫在服役时，熬不过劳累、忍不了饥饿，再染上风寒病痛，最后客死他乡。
可官府既没有半分抚恤，也不许家人寻回尸骨，只留下 “服役者死，家人无依” 的惨剧。
就说治理黄河的徭役，民夫死亡率高达一成，多少家庭因为家里的壮丁没了，彻底断了香火；就算有幸活下来的，也多因长期劳作落下残疾，再也扛不动锄头，整个家就此垮掉，再也没有翻身的可能。
更可恨的是，有些地方官员、监工还借着 “派徭役”“管民夫” 的由头，变着法儿勒索钱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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