马冬梅没答。
她径直走进办公楼，召集了班子成员，把会上的结果一五一十说了。
会议室里一片死寂。
副厂长郑国祥狠狠砸了一下桌子：“这帮人！
红光厂死不死他们根本不在乎！”
工会主席赵大姐红了眼眶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，只是反复念叨：“八百多人呢……这年还怎么过……”
马冬梅看着他们的样子，忽然想起了李承霄的话。
她把欠条的事说了。
郑国祥抬起头：“要债？”
“对，要债。”马冬梅说，“方案不批，我们就先要债。
欠我们的钱，总要还吧？”
赵大姐擦了一把眼睛：“我去。
我嗓门大，骂人不带脏字，他们受不了。”
郑国祥也点了头：“我去找几个老哥们，门卫拦不住的那种。
不过先说好，要回来的钱，一分不少全发工资。”
马冬梅点头：“按比例发。
要回来多少，先发拖欠的工资。
干部放在最后。”
当天晚上，讨债名单就拟了出来。
第一批讨债队由赵大姐亲自带队，挑了厂里出了名不好惹的几个妇女，又配了几个能说会道的老供销。
出发前，马冬梅把一摞欠条复印件和催款函交到赵大姐手里：“大姐，李书记说了，别动手，别骂人，就静坐。
喝他的水，吃他的饭，把欠条亮给他看。”
赵大姐接过东西，啐了一口唾沫在手上搓了搓：“你放心。
老娘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泼皮无赖没见过？
他不给钱，我就坐他办公室门口织毛衣。
我看他丢不丢得起这个人。”
三天后，第一批讨债队回来了。
四十多万的欠款，要回来四万二。
差旅费花了三千多。
赵大姐气得坐在厂门口的石墩上骂了半小时的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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