宫莹和古孜丽努尔，就像是特务一样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就跑进来嘘寒问暖。
正巧被张守任逮着了。
她俩不害臊，各自介绍起来：“我是沪市制片厂的演员，宫莹（古孜丽努尔）。”
张守任忍不住皱眉头：当年，他和王濛两个人来沪市探望作家张闲，正准备代表作协嘉奖这位作家，却被他老婆说了一顿出轨的家事儿，向他们告状，令两人尴尬不已。
作协主席王濛对这种事儿见得多了，都没当一回事儿，老编辑张守任却受到了很大冲击，但作为编辑他守口如瓶，直到张闲死后才把这些事儿写在文章中。
不管怎么样，张守任是来求余切帮忙的。
他说：“余切，我们和北方的老大哥已经有缓和，你的《小鞋子》能流入中亚就是证明。
这个电影在捷克播放的时候，一些人拿着盗版的来观影……说明你可以把书出版到这里。”
余切当然明白张守任的意思，也打算把这个任务交给他。
俄国人一定会喜欢这种，他们有一种受苦的哲学。
整个社会赞颂“殉道者”、“苦修士”，这种独特的文化审美是世界上很少见的。
余切道：“你来办事，我放心。”
张守任顿时大笑道：“我也要沾光了。
虽然还没有出版，但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种盛况。”
事实也的确如此。
当余切写出第三部分，准备为《潜伏》想一个好结局时，余切留在《十月》编辑部的地址那里，收来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
两瓶顶级的红酒和五万美元。
带来这份礼物的是当时朝鲜在华的一个外交干部。
《十月》编辑部立刻炸开了锅：
“为什么是五万美元？”
“可能是余切为了‘春雨行动’捐的那些钱？”
“余切竟然捐了那么多……人家给的也多呢！”
“不多，不多，这是一锤子买卖，意思是之后就不会再给版权费了。”
“——那不是亏了？
朝鲜不是挺发达吗？
他们也干得出用人的东西不给钱的事儿？”
“亏了也没办法啊，你还能找人家收钱不成？
他们连导演都绑架了，知道吗？
就跟乾坤大挪移一样！
我听说有个女导演被‘请’去那，哭诉道自己和丈夫分开了，没办法团聚……然后，他们心善，又把导演的丈夫也‘请’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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