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在中国文化里，文学至少提前了几千年就进入到艺术的范畴，所以你否定了中国的文学，你实质上就否定了‘我’，因此余氏未能获奖，会使得所有中国人感到愤怒，其实是因为这个文化因素。”
这是一篇精彩的研究。
以他为起点，两岸三地陆续有人发表对“文学源头”的研究。
一段时间后，这方面主要是两“钱”的研究比较深入。
在宝岛，这个人是钱幕。
钱幕写过《国史大纲》，《中国历史精神》，《中国思想史》等书，不过在1988年，钱幕已患有重病，而且被宝岛当局调查，陷入到了麻烦当中。
于是，他委托自己的弟子余英时写“中国的思想源头”，余英时把目光放在了“士”这个社会阶层上，他于当年度的十月，先后写下一系列研究稿，发表在宝岛的《东方时报》，以及北美相关的汉学研究稿上。
余英时这个人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先后做过教授。
今年他改换门庭，到了普林斯顿东亚研究所。
十月份，他目睹了“余切失去诺奖”后，在全美华人发生的普遍的沮丧情绪。
甚至于那些原本研究东亚文学史的研究员，也感到愤怒。
“余切未能获奖，引得中国人震怒”，这是一件特别的文化现象，它超出了一般的社会性事件，而指向了文化的根本。
可以看到，不管是大陆人，还是其他海外地方的人，甚至是马来华人、泰国华人都本能的感到不公。
所以余英时察觉到了此事的研究价值。
它不是一种浅显的，出于书迷对偶像落选奖项的愤怒，而有更深厚的原因。
《联合文学》李傲的采访稿出来后。
十一月四号，东亚研究所一个叫保罗的洋人教授见到他后大叫：“这一年的诺奖评选很不公平！
你祖国的‘余’落选了，他写的《地铁》、《2666》竟然没有得奖！”
“这真是操蛋！
我以为他一定能得的！
阿拉伯人写了什么？
经书？
而这里是什么？
他是一个能从末日核战写到爱情的全才！
他既能认识出美国人的心理疾病（《美国精神病人》），写故事来嬉笑怒骂，又能号召世界各地的中国人（《出路》）！”
“这个阿拉伯人写了什么？
事实上，余还阻止了一场持续十年的边境冲突……这完全是一场评奖的黑幕！
该死的瑞典人！”
我的祖国？
余英时有点难绷：他自己是美国国籍，他根本不是中国人。
这人抓住余英时后，忽然醒悟过来，“余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你成年后就来了我们这里。
但是，我情不自禁要把你看做是中国人。”
余英时忽然有些好奇，他问这个白人研究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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