譬如传统文化应当批判性的继承和发扬，而不是彻底抛弃，或是全部捡起来。
在文学创作中，则要将那些早已有定论的题材，进行新的结合。
这时，哪怕是样板戏也会爆发出精彩来。
“《潜伏》不算是军旅文学，不过可以看得出余切的创作观。
它的故事结构遵循一个精妙的通俗节奏，引人入胜，而实际却探讨一个较深的问题：为何能取胜？
是什么样的人得到了胜利？”
“论通俗和严肃的结合，天下无出其右。
我以为这是他出彩的根本，高尚者看到了高尚，卑鄙者看到了卑鄙，女人看到了爱情，男人看到了理想！”
余切读后很有感悟。
以后世熟知的《亮剑》为例，写的作者本来是一个坦克退役士兵。
因此，他写出了部队里“野性”，甚至蛮横的一面。
一些人认为《亮剑》是伤痕文，一些人认为《亮剑》将“李云龙”写的无法无天得太过，已经超过了史实。
李云龙何德何能主观能动性那么大？
他一奇思妙想，就能百试百灵，特种大队、精锐兵团……通通不是李云龙的一合之敌。
好像他的身边就有一道主角光环，让他心想事成——一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，凭借朴素的价值观和一身胆气，最后竟缔造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功绩。
读者怎么会那么喜欢呢！
不过，如果将《亮剑》视作为一个变种版本的“厂长文”，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
“厂长”李云龙临危受命，拯救濒临破产的“独立厂”，他大胆违抗上级的任务要求，组织员工攻坚克难……
留洋归来的华人富豪楚云飞被李云龙所打动，认为他是内陆企业家的希望，听闻消息的日本人山本，也决定前来中国大展身手，和李云龙率领的独立厂一比高下……
这正是融会贯通的表现，余切用“缝合”来形容，钱忠书讲的文雅一点，说这是“文学上的通感”。
这篇文章真有些说法。
他比余切还了解余切。
11月中旬，余切乘火车回京城。
这一趟行程对他很有益，他从南往北，重走了一遍自己的文学路。
这一年，火车硬卧已经无需介绍信，市民可以直接购票，软卧仍然要单位介绍信。
更别说，余切乘坐的是高级软卧。
包厢内设有一张床铺、一个小书桌、一把椅子和独立厕所。
在这里，余切写下了《风声》的第一句话：
“1941年春夏之交，日伪时期，月朗星疏的深更半夜，突然接踵而至地来了两干人，分别住进了东西两楼……”
《风声》原本出自麦家之手，讲述一场谍战对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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