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的问题都很专业，看起来就是一个认真做功课的记者。
高天阳回答得也很专业，滴水不漏。
但陆峥注意到几件事。
第一，高天阳的办公桌上，除了电脑、笔筒、电话，还有一样东西——一个相框。
相框里是一张照片，一个女人，四十多岁，长相普通，笑得很温和。
那是高天阳的妻子，五年前去世了，乳腺癌。
一个在办公桌上放亡妻照片的人，说明他重情。
重情的人，有软肋。
第二，高天阳回答问题时，有两次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上的疤。
这个动作，在心理学上叫做“自我安抚”——当人感到压力或者不安的时候，会不自觉地触摸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，来缓解紧张。
这说明，采访中有些问题，让他感到了压力。
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。
采访进行到第三十五分钟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被人敲了两下，然后直接推开了。
进来的是一个女人。
穿着一件黑色的长款大衣，头发披着，脸上化了淡妆。
长相不算惊艳，但很有味道——不是那种甜腻的美，是那种冷冽的、像刀子一样的美。
她的右手手腕上，戴着一块表。
方表盘。
深蓝色表带。
陆峥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一下。
就一下。
“高总，打扰了。”那个女人看了陆峥一眼，目光很快，快到几乎没有停留，然后转向高天阳，“那份文件需要你签一下。”
高天阳的表情变了。
不是恐惧，不是紧张，是一种很微妙的变化——他的肩膀微微收紧了一下，嘴角往下压了零点几秒，然后迅速恢复。
“放桌上。”他说。
那个女人把一份文件夹放在高天阳的办公桌上，转身走了。
门关上。
陆峥看着她走出去的背影，大衣的下摆随着步伐轻轻摆动，像一面黑色的旗。
“陆记者，我们继续。”高天阳的声音把陆峥拉回来。
陆峥收回目光，翻开笔记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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