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9月15日，星期一。
华盛顿，早晨七点整，电话会议。
"各位都到了吗?
"保尔森的声音沙哑而低沉。
电话那头依次传来回应：
"本·伯南克，美联储理事会。
"
"蒂姆·盖特纳，纽约联储。
"
"希拉·贝尔，fdic。
"嗓音里带着一丝疲惫。
"克里斯·考克斯，sec。
"语气出奇地平静。
最后是一个微妙的停顿，然后才响起那个所有人都在等待的声音：
"维克拉姆·潘迪特。
花旗集团。
"
保尔森深吸一口气。
他知道接下来的对话将决定美国金融体系在今天收盘前，是继续维持表面的秩序，还是彻底滑入无法控制的深渊。
"维克，我们开门见山。
"
保尔森没有任何寒暄，直接切入主题，语气里的每一个字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：
"现在我不关心那个报告是谁发的，我只想问：那份报告里的数字——约三千亿美元高风险资产池、不到三百亿美元的tce——是真的吗?
"
（tce ，有形普通股权益= 总资产 - 无形资产 - 总负债 - 优先股；tce为负意味着实质性破产或者资不抵债。）
电话那头，纽约公园大道399号花旗集团总部45层ceo办公室。
维克拉姆·潘迪特面前摆着一沓厚厚的文件。
那是花旗风控部门和法务部门连夜赶出来的"紧急应对材料"。
他的cfo约翰·格斯普奇和首席风险官布莱恩·莱奇分别坐在他的左右两侧，脸色都像刚从停尸房里走出来。
潘迪特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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