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斤，那是处级干部的标准。
老赵头张着嘴，手下意识地在围裙上擦了两下，嘴唇哆嗦了一下。
旁边有人问他：“赵师傅，又哭？”
“滚你的！”老赵头吼了一声，但声音确实在抖，“老子这是……这是高兴的。”
没人笑话他。
因为不止他一个人眼眶湿了。
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工扭过头，用袖子擦了把脸。
她男人在原厂，孩子跟着婆婆，她一个人来这边赶了四个月的工。
最难的时候，半夜下班走在路上，差点想撂挑子不干了。
五斤猪肉。
拎回家，婆婆也得说声好。
产线那头，陈卫东还坐在角落的地上。
他听见了全部。
三头猪、五斤肉、年货票证，每一样他都提前知道——甚至，其中几项就是他跟林司长提的建议。
庆功要搞，但不能光发精神表扬，得让工人带着实打实的东西回家。
林司长二话没说就批了。
部里也痛快。
外汇订单完成得漂亮，这笔庆功开支连那批货的利润零头都不到，花得值。
工人们三三两两开始往更衣室走。
下午的庆功会餐成了唯一的话题，连走路的速度都比平时快。
有人已经在讨论猪肉怎么分——肘子归谁、五花归谁、猪头肉算不算在五斤里头。
陈卫东看着这帮人的背影，笑了。
但笑完了，有个念头从脑子深处翻上来，把那点轻松劲压了下去。
明年。
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
全国性的粮食减产，多个省区口粮定量下调。
城镇居民的供应标准一压再压，食用油从半斤砍到三两，细粮比例缩水。
乡下更惨。
眼前这帮欢天喜地盘算着五斤猪肉怎么吃的工人，到了明年夏天，能不能吃饱饭都是问题。
这事他没法跟任何人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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