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1年11月12日，天津的秋意已深，凉风中带着一丝凛冽的肃杀，仿佛预示着这个多事之秋还将有更大的风波。
《天津商报画刊》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版面，刊登了一则题为《溥仪离津之别闻》的独家报道。
这则消息犹如一块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湖面，不但激起平民百姓的广泛关注，也在天津的军政界、情报圈以及帮会高层等知情者中，激起了层层难以平息的涟漪。
报道的笔触冷静甚至带着几分讥诮，将其所掌握的内幕公之于众。
报道中的细节详尽得令人吃惊，俨然有内部消息来源。
它称前清逊帝溥仪的出走并非临时起意，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伪装和周密安排：先是趁着暴徒袭击天津保安队的时机，于深夜从静园的后门秘密潜出，避开了所有可能的眼线，随后乘坐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提供的一艘名为“比治山丸”号的小汽船，悄然驶至大沽口外海。
在那里，溥仪换乘日本商船“淡路丸”号，一路径直前往辽东的营口港。
整个转移过程极其隐秘，计划周详，执行果断。
据称甚至连溥仪的皇后婉容，也被蒙在鼓里，直至溥仪抵达东北后才知晓消息。
报道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，日本军方为了掩盖溥仪的转移行动，不仅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封锁，更是处心积虑地通过策划和发动“天津事变”这一系列暴乱，成功地制造了巨大的混乱和舆论焦点，转移了中外各方的注意力。
这篇报道，揭露了溥仪离津直接暴露了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渗透时的软弱无力。
尽管蒋介石曾派高友唐赴津争取溥仪，提出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并提供经费，但溥仪对国民政府积怨已久，如孙殿英盗陵案未被追责，加之日本通过 “天津事变” 制造混乱，最终使国民政府的努力付诸东流。
三天之后的11月15日，初冬的寒意愈发明显。
在南市三不管的中心地带，一座新近收拾出来的、门脸颇为气派的二层青砖小楼门前，此刻却是另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。
楼前张灯结彩，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，崭新的牌匾上蒙着红布，两旁排列着祝贺的花篮，一直延伸到街口。
这里便是新成立的“南市兴业公司”总部所在地。
锣鼓班子卖力地吹打着，吸引了大批市民围观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与外界时局格格不入的喜庆气氛。
然而，在二楼那间布置得古色古香、铺着崭新地毯的办公室里，气氛却略显凝重。
王汉彰愤愤地将一份刚刚送到的、日本满铁机关报《满洲日报》用力拍在宽大的红木桌面上，发出“啪”的一声脆响，打破了室内的安静。
这份报纸的日期是11月15日，其头版头条赫然刊登着一则名为《溥仪抵达营口之声明》的报道，落款日期却标注为11月13日。
声明中以溥仪的口吻，极尽颠倒黑白、粉饰太平之能事：
1931 年 11 月 13 日
余应东三省人民之诚意邀请，前往主持大计。
今抵营口，深感责任重大。
东三省乃我满洲祖先发祥之地，自民国成立以来，屡遭战乱，生灵涂炭。
南京政府腐败无能，既不能保境安民，亦无力抵御外侮。
余本无意于政治，然目睹东北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，实不忍坐视。
今应各界推举，暂离天津，前来东北，旨在恢复祖业，非为个人权位。
余将与友邦携手，共筑东亚和平，建立王道乐土。
望中外人士明鉴余志，支持此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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