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8月的一个清晨，王汉彰正在食堂里吃早餐。
他正把一块烤面包蘸进蛋液里，准备往嘴里送的时候，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工作人员走到了他的身边。
那个人是登记处的那个戴着圆框玳瑁眼镜的年轻人，他的脸上还是那种没有表情的、事务性的、像是在完成一项例行公事的表情。
“008，”那个年轻人的声音不大，但在安静的食堂里显得格外清晰，“肖恩教官让你去他的办公室。
现在。”
王汉彰立刻放下了手中的烤面包，随着这个工作人员来到了肖恩的办公室门前。
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起右手，用食指和中指的第二个指节，在门板上敲了三下。
叩，叩，叩。
门后传来一声低沉而简短的“进来”。
他推开了门。
办公室里的光线比走廊里暗一些，窗户的窗帘拉了一半，只留下半扇窗户透进来上午的阳光。
阳光在地板上画出了一块长方形的、金黄色的光斑，光斑里有无数细小的灰尘在飞舞，飘飘荡荡的，像是永远不会落下来。
肖恩抬起头来，看着王汉彰。
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要说什么，但又没有马上说出来。
他只是在看着王汉彰，像是在打量一件他已经打磨了很久的、现在终于要拿出来用的工具，确认这件工具的每一个部分都处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、保持着它应该保持的状态。
肖恩终于开口了。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很清晰，每一个单词都像是被放在天平上称过重量之后才说出来的一样。
“Fermez porte et asseyez-vous.”（关上门，坐下。）
王汉彰关上了身后的门，在肖恩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。
椅子还是那把木质的、没有扶手的、坐垫很硬的椅子。
他的腰挺得很直，双手放在膝盖上，目光平视着肖恩。
“parlez-moi de guerre d’Espagne.”（和我说说西班牙内战。）肖恩说。
他的目光从窗外的草甸上收回来，重新落在王汉彰的脸上。
他的语气和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没有任何区别，平淡得像一杯放凉了的白开水。
王汉彰知道，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对话。
这是一场考试。
而这场考试的结果，可能会决定他接下来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要面对什么样的危险。
他沉默了一秒钟。
那一秒钟里，是从他那已经塞满了法语单词、语法规则、训练科目、地图坐标、密码本和枪械分解图的大脑里，调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所有信息。
然后他张开了嘴。
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法语，已经不是八个月前在食堂里说“多一点土豆”时那种磕磕巴巴的、带着浓重天津口音的、像是在嚼一块太烫的豆腐一样的法语了。
那是一种流畅的、自然的、带着一丝巴黎口音的法语。
“1936年7月13日，”王汉彰说，他的语速不快不慢，每一个词的重音都在它该在的位置上，“西班牙右翼领袖、众议院议员何塞·卡尔沃·索特洛被西班牙共和政府激进派绑架，并于当晚将其枪杀。
此事彻底激化朝野矛盾，右翼势力认定共和政府无法维持秩序，决心武力夺权。”
他停了一下，不是为了组织语言，而是为了让肖恩有时间消化他刚才说的内容。
肖恩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幅度小到如果不是在盯着他的脸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那个点头的意思是“继续”。
“7月17日，”王汉彰继续说，“西属摩洛哥驻军率先发动兵变，扣押共和派军官，控制当地要塞，叛乱拉开序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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