每次我开口说‘妈,要不您回老家住一段时间’,她就哭了。
不是大吵大闹,就是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哭。
哭完了说‘我知道我老了不中用了,你们嫌弃我,我走就是了’。
然后她就真的去收拾行李。
你说我能怎么办?
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,一个人在老家,万一出点什么事,我一辈子良心过不去。”
罗斌说到这里,声音终于有了一点裂痕:“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老婆跟我离婚啊。
林老师,你说我该怎么办?”
林渡靠在沙发上,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。
那个裂纹像一张扭曲的地图,现在看起来又像一条干涸的河床。
他沉默了几秒,说:“罗哥,我想先跟你确认一件事。
你来找我,是希望我帮你做什么?
是替你跟你母亲沟通,让她搬回老家?
还是帮你处理你跟母亲之间的某些具体问题?”
罗斌说:“我不想伤害她。
但我需要她走。”
这个案子踩在了一条很细的线上。
林渡给自己的业务定过几条底线,但“家庭成员之间的边界调整”这件事,他没有明确列入过禁止清单。
他没有处理过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案例,不是因为没遇到过,是因为他一直在回避。
他知道一旦开了这个口子,会有很多人来找他——被父母控制到窒息的成年人、被子女当成免费保姆的老人、被亲情的名义绑架的所有人。
这些案例太沉了,沉到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。
但罗斌的那句“我不想伤害她,但我需要她走”,像一把钥匙,不知道打开了哪里。
林渡想了想,说:“我需要先跟你做一次线下面谈。
你能来一趟吗?
这个案子如果接,我需要了解你和你母亲之间更多的细节,而且我必须当面确认你没有隐瞒任何关键信息——比如你是否真的在经济上和生活上尽到了该尽的义务。
不是我不信任你,是我需要为我的介入负责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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