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有钱忠书不一样。
他整个后半生都十分低调，绝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合抓到他的把柄，尽管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的表达他的态度，但他绝不会把自己暴露在风险当中。
余切落选诺奖的事情，让全体华人都感到愤慨，他以为半隐居状态下的钱忠书并不关注。
然而恰恰相反，这件事情改变了钱忠书的后半生。
他开始积极的表达观点起来。
三天时间，余切坐船前往渝市主城的时候，张俪又打电话来告诉他，钱媛写信给了他。
“拆开吧！”余切说。
张俪拆开后，原来是钱媛对余切的致谢，以及那一张钱忠书留给钱媛的纸条。
“我被瓮中捉鳖了！
但我要说明，囡囡，这次不是因为你！”
现在这张纸条已经不是钱忠书的辩词，而是他的自白。
他的确不是因为女儿才来研究“余切”的，他早就在等这么一次机会。
到底是因为什么？
余切觉得奇怪。
也许是因为“融冰之旅”上，钱忠书被余切带飞了，这个孤僻古怪的老头，居然意外的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名——真正的以文学改变历史。
他自此彻底放飞自我。
也许是因为他的个人喜好，钱忠书此前表示他觉得“《出路》这些书还不错。”
总之，以《文艺报》这篇研究稿为号角，钱忠书发了多篇夹叙夹议的研究稿。
这是他的特色，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稿，还不像将来那样在学术上较为规范，作者总是忍不住流露出个人情感来。
有时甚至通篇都是作者的自我回忆。
在一篇《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再议》上，钱忠书说：“我年少时大量英文原版书籍，通晓西方哲学、心理、美学等常识，发觉出其中的奥妙来！
而今天的作家竟然连英文也不晓得！
然而，他们堂而皇之的用中译本来书写想象中的现代文学！
试想，这样的被人咀嚼过的二次废料可以在原产地得到欢迎吗？”
这篇文章里，钱忠书已经把这一时代的大部分作家都否定了。
但他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。
八十年代的实验性文学，都是雷声大，雨点小。
他们的作品就像是摇滚乐队创作的抒情曲，最后是那些“不务正业”的现实类，反而真正的流传下来。
余切既然得到了《红岩》原稿，他自然花了两天时间在渣滓洞参观。
1988年起，渣滓洞被列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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