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切先后参观了刑讯室，牢房以及历史照片。
陪同他的人是《红岩》文学期刊原编辑黄兴邦。
现在黄兴邦已经退休，他生涯最骄傲的事情，就是发掘出了余切。
“余老师，现在我们《红岩》杂志也不好卖了，你越来越好了。
本地的作家来我们杂志社拜访，说的都是你几年前的故事。”
“我有什么故事可以拿来说？”
“很多……你第一次就投省刊，你和《人民文学》的编辑大吵一架！
你躲去南疆，你用一把手枪彻底扭转局势，你打通了和马尔克斯的电话……你站在波哥大山顶向外眺望……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黄兴邦说得心驰神往，时不时停顿下来回味。
他说得自己都被打动了。
余切忍不住道：“他们说的就像一个戏剧的传奇人物，我自己都不认得我自己了。”
“是啊！”黄兴邦感慨道。
“然而，你却是我们身边的人物。
我现在站在你的面前，我看向天空，我觉得天空很近；我看向你，然而，我觉得你很远。”
渣滓洞是一个特别冷的地方，它建在歌乐山脚下，潮气很重。
三面环山一面临沟，地理位置上极为压抑，黯淡无光。
尤其是在11月份。
当地下了好几天的雨，不仅显得萧瑟，还减少了本来就不多的阳光。
“囚犯”的居住环境相当恶劣，一间不大的屋子，最多要住上十八个人！
人在里面，长期处在缺氧环境下，力气全无。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“囚犯”之间互相约定绝不出卖，努力学习文化知识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放弃希望。
哪怕这希望不在他们本人的身上。
这是一种传承的意志。
余切渐渐的感觉到了。
1949年的新年，烈士们在简陋的牢房中，组织起了一场别样的“新春诗会”，在这里他们仿佛已经看到外界的大好形势，热情期待着将来的完全胜利。
古承铄在狱中创作了《入狱偶成》：
“我宣誓：
爱那些穷苦的、
流浪的、无家可归的、
衣单被薄的人民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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