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封该死的公开信像一滴墨水落在了白衬衫上，洗不掉，每次他以为已经干了，就会有人——闵裕圣、分析师、记者、甚至他自己的董事会成员——再拿出来提醒他：污渍还在。
富尔德的手在裤兜里握成了拳。
他知道闵裕圣提到远星不是随口一说。
闵裕圣是在告诉他：你以为你在和kdb谈判。
但实际上你在和整个市场的恐慌情绪谈判。
而那种恐慌情绪的最新一次放大器，就是那封公开信。
韩国的监管层在看着美国的市场。
美国的市场在听着远星的声音。
你每多拖一天，首尔那边的怀疑就多一分。
但富尔德拒绝承认这个逻辑。
承认这个逻辑等于承认：他正在被一个二十六岁的华裔做空者逼到了墙角。
理查德·富尔德。
在华尔街站了四十年。
把雷曼从一个二流经纪行变成第四大投行。
经历过1987年的股灾，经历过1998年的ltcm危机，经历过2001年的911。
他不会被逼到墙角。
不会被任何人。
他回到办公桌前，拿起内线电话。
"让投行部门的人准备一份材料。
雷曼的核心资产估值分析。
最乐观的版本。
用来给kdb的董事会做展示的那种。
"
他放下电话，坐回椅子上。
桌上那杯凉透的咖啡还在那里。
表面的褐色薄膜在空调的微风中轻轻颤动。
富尔德看着那杯咖啡。
8美元。
他们出8美元。
他的公司，他的一百五十八年，他的四十年心血——在一个曾经替他跑腿的韩国下属眼里，只值8美元一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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