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后又读了一遍。
现在是第四遍。
让他反复回来看这封信的，不是信的内容——内容他同意大部分，不同意小部分，总体来说不算出格。
是时间。
七月七日发出。
七月十一日indymac倒闭。
四天。
而且不只是indymac。
信里提到的每一个风险指标——商业地产估值、第三级资产、短期融资依赖——在过去三周里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。
保尔森不相信预言。
他在高盛交了三十二年的学费，早就学会了一件事：在华尔街，没有人能预测未来。
所有声称自己能预测未来的人，要么在撒谎，要么即将破产。
但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在预测未来。
他是在描述现在。
他在华尔街水面下看到的那些东西——cds利差的异常走阔、信用市场的信任流失、金融机构之间互相收紧信贷——这些不是预测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。
只是大部分人看不到。
因为大部分人看的是股价，是新闻标题，是sec的禁令和保尔森自己的火箭筒声明。
这些东西和水面下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讲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
保尔森把那封信翻到最后一页。
"最危险的时刻，从来不是所有人都在恐惧的时候。
恐惧至少意味着人们还在看着风险。
最危险的时刻，是所有人都不再谈论风险的时候。
"
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。
然后他把信放回了文件夹里，但没有把文件夹放回书架。
他把它放在了桌上，和那份两房持仓汇总表并排。
一份来自美国财政部的机密文件。
一份来自一个二十六岁华裔对冲基金经理的公开信。
它们说的是同一件事。
保尔森重新坐下来，拿起铅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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