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军统历史上，从成立伊始的十人团时期，上海就是重中之重，到复兴社特务处时期，更是在此建立了当时特务处内最大的站点——上海站，只是此时的上海站活动范围仅限于英法租界、上海南市及闸北区域，全站所有人加起来也仅有四十余人，只具备情报收集能力，没有行动能力。
当时出任第一任站长的是黄埔三期高材生翁光辉，不过翁光辉虽然进入特务系统却一直志不在此，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回国军正规军指挥军队作战，1932年5月，上海站截获一条江西红军主力军事部署重要情报，翁光辉如获至宝，希望以此作为晋身阶梯实现夙愿，于是连夜携带情报赶往南昌，想绕过戴春风直接向常申凯报告，但却被手下出卖让戴老板知道了此事。
戴春风最痛恨不忠之人，当即派遣大批武装特务沿途围追堵截，并在九江码头将翁光辉抓获。
盛怒之下戴春风想将翁光辉就地枪决，但翁的人缘极好，许多同学故旧还有特务处内部也有不少人替他求情，才最终免于一死，蹲了两年监狱才被放出来。
自此戴春风的控制欲一发不可收拾，开始在特务处内部实施三级督察监控制度。
第二任上海站站长则是余乐醒，名义上是华东区区长，统管江、浙、沪三地的情报工作，但江苏和浙江地区的下属单位另为一系，根本不鸟余乐醒这个才叛变过来不久的“新人”，所以余乐醒的职权范围只在上海，不过此时的上海站增加了不少人手，设立了情报组和行动组，更有沈醉、赵理君这样的行动高手辅佐，一时间屡立大功，更是借破获怪西人案在特务处内大出风头。
不过余乐醒也在此时被调去杭州警官学校，担任特务干部培训班主任，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培训班“军统教父”的授课生涯，前后举办了多期，培训了一千多名日后的军统骨干，并因声望日隆，引起戴春风的猜忌而失宠。
接替余乐醒担任上海站站长的是黄埔一期的吴乃宪少将。
不过这人跟翁光辉差不多，不想当特务总惦记着带兵打仗，加上他资格老，军衔又高，还身兼军、警两系的要害职位，所以在他主政上海站期间，除了派铁路警察抓了几个趁夜摸黑侦察的日本特务外，乏善可陈没什么亮眼功绩。
此时的上海站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被戴春风调回南京，执行秘密任务，整个上海站除了沈醉外，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戴春风放心的好手了。
六月的一天，下午六点多，天还没黑，冯雪峰按照约定来到位于上海北郊江湾一处农家小院，这里是中共江苏省委的一个据点，今晚这里将召开一次省委扩大会议，来迎接从延安带来党中央最新指示的冯雪峰。
在和几位久违的革命同志见面寒暄后，大家坐在一起热烈探讨关于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，及江苏省委接下来的工作安排，结果会议只进行了一个小时，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急骤的枪声，所有人霍然站起，
有情况！
听枪响应是东边，那边有提前安排下的警戒哨。
大家不敢耽搁，立刻组织向反方向撤离，幸好此时天色已暗，周围又都是茂密的庄稼地，一番折腾下，冯雪峰还是在江苏省委安排下，顺利逃脱。
而另一边，之前隐藏在庄稼地里负责警戒的红党交通员，在发现有大批特务向这边靠近后，果断冲出来开枪，第一时间示警并吸引敌人注意力，以掩护其他同志撤离。
很快打光子弹后后，他被蜂拥而上的特务打倒被捕。
这时一声惊呼响起，
“不好！
沈组长中枪了！”
“沈组长受伤了，快！
快把他抬到车上送医院……”
然后一群力行社特务把左胸中弹已经昏迷的沈醉，抬回汽车里，向医院驶去。
原来就在当天下午，沈醉从隐藏在交通大学的右翼学生组织那里得到消息，说今晚红党将召集一批左翼进步学生，在江湾一处庄稼地里开会。
所以沈醉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庄稼地，而并不知道红党江苏省委正在不远处的农家小院里开会。
也是因为信息不够准确，沈醉只带了十二名行动人员前来抓捕，结果当他们刚靠近那片庄稼地，就有个人第一时间跳出来，向他们开枪，其中一发子弹正好打在沈醉的左胸上。
于是，沈醉完美错过了将红党江苏省委和中央特派员一网打尽的立功机会，幸好他受的伤不算太重，子弹弹头卡在两根肋骨中间，造成肋骨骨折和胸腹组织挫裂伤，但也需要做个小手术，术后还要修养一段时间，才能恢复康健。
当晚，医院的外科医生为沈醉进行了手术和缝合。
手术很成功，他被人从手术室里推出来时，一位抱着婴儿的年轻姑娘，匆匆赶到医院，扑到沈醉的病床边，痛哭不已，
“仓哥，好好的，怎么就变成这样了，可吓到云儿了，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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