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临握着手机没说话。
“打给你是想提醒你一件事，”陈默的声音正了正，“系统下个月要升级算法，V7.
2版本会增加一个新的输入维度，叫‘环境压力指数’。
它会实时采集外部环境变量——局部失业率、片区治安数据、季节性疾病流行情况——把它们作为权重因子，混入个人信任值的计算模型里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意思是，以后住在一个高失业率社区的人，哪怕自己没犯事，个人信任值也会被社区大环境压低几个百分点。
住在治安不好地段的人同理，系统会默认‘环境压力可能导致个体行为漂移’。”
赵临心里沉了一下。
“这不就是连坐？”
“算法逻辑上是贝叶斯概率更新，但实际操作效果……”陈默停了几秒，“你想象一下，一个住在老城区的单亲妈妈，自己按时交房租、按时接送孩子、工作态度认真，但因为她住的整条街上有三家店铺被盗窃过，她的信任值就被系统打了折。”
“那我们要怎么办？”
“这就是我打电话的原因。”陈默的声音慢下来，“新的算法不会有对应的‘环境抗逆力’衡量维度。
系统只看到压力输入，看不到个体抵抗压力的方式。
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比以前更复杂——你要学会在数据堆里找到‘这个人明明被环境压着但没有沉下去’的证据，然后用这些东西去对冲系统自动扣掉的分。”
“你之前处理那些边缘案例的时候，已经在做类似的事了吧？”
陈默沉默了一下。
“算是。
但现在是整个评估框架都在变，我们得从防守变成主动解释。
你以后每个案例里，都得多看三样东西：这个人的求助记录、他的支持节点数量、以及他在压力面前做过的正向行为。
哪怕很小，发一次求助帖、打一通倾诉电话、周末带孩子去一次公园——系统不看重这些，但我们看重。”
赵临记下了。
挂电话之前他问了一句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“快了。”陈默说，“我父亲……他终于愿意跟我坐下来吃顿饭了。”
电话断了。
赵临坐在操控台前，屏幕上的退休教师还在等着他。
他调出老人的社会支持图谱——子女联系频率、社区活动参与度、医疗随访遵从性——发现他的信任值下降主要是因为三年前老伴去世后，主动社交行为锐减了百分之八十二。
但他的记录一直在更新，从历史书籍到植物图鉴，每本书的停留时间都很长。
他去图书馆的打卡记录，每周两次雷打不动。
退休前的小学教师职业背景，被系统标注为“社会责任贡献”正因子，但权重被社交减少抵消了大半。
赵临在裁决备注里写道：建议信任值维持当前水平，取消系统拟议的扣减。
本章未完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