战争还在继续。
佛朗哥的军队猛攻马德里，从十一月开始就一直没有停过。
国民军在北面和西面两个方向上同时施压，试图用钳形攻势把马德里夹断。
国际纵队顶在最前面，第11旅、第12旅、第14旅轮流上阵，每一个阵地都成了绞肉机，填进去的人比挖战壕的土还多。
战地输血队穿梭在各个战场之间，今天在哈拉马河谷，明天在大学城，后天又回到阿尔卡拉。
卡车的轮胎磨平了换，换了又磨平，车身上的红十字标志被弹片崩得千疮百孔，诺尔曼让人用白漆重新刷了一遍，没过三天又被泥浆和炮烟盖住了。
战斗输血队救治国际纵队的伤员，也救治共和军的伤员，偶尔也救治俘虏、诺尔曼的规矩，放下枪的人就是伤员，伤员就得治。
王汉彰见过他给一个意大利俘虏缝合大腿上的弹孔，那个俘虏一直在哭，用意大利语喊着“妈妈”，诺尔曼缝完最后一针，把器械往盘子里一丢，说了句“下一个”。
没有愤怒，没有鄙夷，也没有多余的同情。
在他的手术台前，人只分两种，能救活的和救不活的。
王汉彰作为报纸上的“英雄”，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多看两眼。
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“就是他”。
有人走过来拍他的肩膀，说“干得好”。
有人让他再讲一遍抓俘虏的事。
他每次都说“没什么好讲的”，但有些人非要听。
他就敷衍几句，把事情说得平平淡淡，像是在说昨天吃了什么饭。
那些人听完了，脸上的表情从期待变成失望，好像觉得这个英雄不够“英雄”。
他巴不得那些人失望。
失望了就不会再问，不会再问就不会再注意他。
他希望自己在所有人眼里就是一个运气好一点的卡车司机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不值得多看，不值得多问，不值得记住。
他的目标是回到不被注意的状态，回到那片他赖以生存的阴影里去。
时间已经到了1936年的12月。
冬天来得很快，卡斯蒂利亚高原的冬天是干冷的，风从东北方向刮过来，没有雪，但冷得刺骨。
驻地帐篷的帆布上每天早上都结着一层白霜，打水的水桶里也结着一层薄冰，要用枪托砸开才能用。
王汉彰知道，自己到了该走的时候了。
斯图卡的俯冲轰炸战术、四号坦克的装甲厚度、苏联援助武器的性能缺陷、共和军的指挥混乱、国际纵队内部的派系斗争。
这些都是肖恩要的东西，都是他在豪恩斯洛农场被训练出来要收集的东西。
该搜集的情报已经搜集到了，继续待下去不但不会有更多收获，反而会让风险无限累积。
那张报纸就是最大的风险——它像一颗不知何时会引爆的炸弹，时间越长，爆炸的概率就越大。
他不能再待下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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