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下午，赵临第一次独立处理一个简单案例。
一个大学生因为宿舍矛盾，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过激言论，被系统标记为“潜在人际冲突倾向”。
他花了两个小时仔细查看了这个孩子的全部记录——成绩单、课堂出勤、社团参与、消费习惯——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，那条动态是在连续失眠三天后发的，而失眠的原因可能是期末压力。
他做出了将信任值下调幅度减半的裁定，并建议学校心理中心主动接触该学生。
提交的时候，他的手有点抖。
他忽然意识到，自己的一念之间，可能会改变这个孩子未来申请奖学金、交换项目的可能性。
“做得不错。”陈默路过时扫了一眼他的屏幕，“但你漏了一条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他上周三半夜搜索了‘安眠药过量’。”陈默的声音很轻，“评级应该再放宽一些。
不是因为他做对了什么，而是因为他还在搜索，说明他还在寻求帮助。”
赵临愣在那里，后背上冒出一层冷汗。
工作到第二周的时候，赵临开始明白为什么陈默的眼圈永远是青黑的。
裁决师这个职业最折磨人的，根本不是案头工作的繁重，而是每一次裁决之后，那个被裁决的人会永远活在你脑子里。
他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起林建国那个模糊的桥下剪影，想起那个胃疼女孩独自在出租屋里的凌晨三点。
他会忍不住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——林建国搬进新家了吗？
女孩换工作了没有？
他们的信任值后来又波动了吗？
陈默说他刚入行那两年也这样，后来就习惯了。
“不是麻木，”他强调，“是学会了关闭。”
“怎么关？”
“告诉自己，你给的只是一个概率。
你尽了最大努力去理解这个人，剩下的，是生活自己的事。”
但赵临觉得陈默并没有真正关闭。
他注意到陈默有时候会在处理完一个特别复杂的案例后，盯着窗外发呆很久。
有一次他在陈默的笔记本旁边看到一张便签，上面手写着一串数字——像是某个人的信任值编码，下面画了一个问号。
他没问那是谁的。
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三周。
那天早晨系统分配了一个特殊案例，编号h-8701-562。
赵临记得很清楚，因为屏幕上弹出的那个三维人脸模型让他心里咯噔了一下——那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，圆圆的脸，扎着马尾辫，笑起来眼睛弯弯的。
但他的职业训练让他很快冷静下来，开始摘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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