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深了，城市的灯光透过窗帘缝隙渗进来，在天花板上投下细长的光条。
郝铁闭上眼睛，却睡不着。
裁决书、咖啡馆、老张布满老茧的手、仲裁庭里那面有些歪斜的国徽——这些画面在脑海中交错浮现，像一部无声电影，不断回放着这半个月来的点点滴滴。
他想起三年前刚来这座城市时，口袋里只有三百块钱，睡在桥洞下，用捡来的纸板垫在身下。
第一个活儿是在建筑工地搬砖，工头说好日结八十，干完活却只给了五十。
他问为什么，工头叼着烟，斜睨他一眼：“新人，扣三十学费，不懂规矩？”
他没争。
不是不敢，是饿。
那五十块钱，他买了十个馒头，三包榨菜，吃了三天。
后来他什么活儿都干过：送外卖，被平台扣款时连申诉的入口都找不到；在餐馆后厨，每天工作十四小时，老板说“包吃包住”就是睡在储藏间的地铺上；跟车送货，货主少算了三箱，司机把损失全算在他头上……
他像这座城市里无数个零工一样，在各种临时、松散、朝不保夕的雇佣关系中辗转。
每次被克扣、被欺骗、被随意对待时，心里都像被什么东西堵着。
但每次他都告诉自己：算了，就一点钱，闹起来更亏；算了，下次注意点；算了，人在屋檐下……
直到这次，在物流园，那场雨，那二十四块钱。
二十四块钱能干什么？
在这个一线城市，不够一杯精品咖啡，不够一顿像样的快餐，不够打车穿过三个街区。
但它能买十二个馒头，能让老家的母亲在集市上割一斤肉包顿饺子，能交半个月的房租——如果住的是城中村最便宜的那种隔间。
那天在仲裁庭，当公司律师说“为这点钱打官司，是浪费司法资源”时，郝铁第一次没有在心里说“算了”。
他抬起头，直视着那位西装革履的律师，说：“对你们来说是‘这点钱’，对我是三顿饭，是我妈半个月的降压药，是我能继续留在这座城市的希望。”
当时他没想那么多，话就冲口而出。
现在回想，那句话里，藏着他过去三年所有忍下的、咽下的、逼自己忘掉的不公。
旁边的苏晴翻了个身，呼吸均匀。
郝铁轻轻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凌晨三点的街道空旷而安静，只有环卫工人的扫地声由远及近，又渐渐远去。
橙色的工作服在路灯下很醒目，像夜海里孤独的航标。
他想起了老张。
裁决书送达后的第三天，老张又来过一次咖啡馆，不是为喝茶，是求助。
“郝铁，你得帮我看看这个。”老张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小心翼翼地铺开。
是一份用工协议，字印得很小，密密麻麻。
“新找的工地，工头让签这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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