宴设在曾家岩一处公馆里，两桌。
主位坐着本部一位姓龚的处长，替新调来的同僚接风，顺带请了几位平日打交道的门路——军需口的、后勤口的，还有财政部下来对账的两位。
陆行舟一个少校，坐在末席，面前一碟花生米，一盏茶，专心做他的咸鱼。
酒过一巡，官腔就热络起来。
“龚处长这地方寻得好，跑警报都近。”
“哪里哪里，沾财政部的光，今儿这几位老弟肯赏脸，才叫真难得。”龚处长举着杯，眼睛却在两桌人身上一个一个扫，扫得客气，也扫得精细。
谁是哪一系的，谁跟谁沾亲，谁近来得了势——这一屋子人，端着杯子笑，心里都在打这本账。
陆行舟低头剥花生。
这潭水他上海就趟熟了，换个山城，水更深些，规矩没变：少说，多听，杯里的酒抿一口就够，别叫人记住你这张脸。
蒯玉书端着杯子晃过来，半真半假地寻他开心：“陆老弟从上海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是条硬汉子，怎么到了重庆，倒学起缩头乌龟了？”
“蒯兄抬举。”陆行舟赔笑，把杯子往下压了压，“在上海是叫日本人撵得没处躲，侥幸留了条命。
到了后方，就想安安生生领份饷，混口太平饭。
硬汉子不敢当，软骨头是真的。”
一桌人哄笑。
蒯玉书拍拍他肩膀，也就散了兴致——一条自认软骨头、只想混饷的鱼，没什么盯头。
陆行舟要的就是这个。
门口一阵响动。
一个女客进来，浅碧旗袍，外头搭一件驼色开司米，鬓边别一枚素簪。
财政部那位跟着起身：“唐次长家的小姐，替她父亲来道个乏。”
满座跟着客气。
陆行舟抬了抬眼——
三年了。
上海一别，这张脸添了点东西。
当年那个把五块票子拍桌上、要人替她盯梢的骄纵劲儿，磨下去了；下巴还是习惯性地扬着，眼底却沉了些，是这兵荒马乱的三年，一寸一寸熬进去的。
她进门先朝主位福了福，一口官话，字正腔圆，挑不出错——不是当年那个满上海要风得风、话赶话的千金了。
可她的目光在两桌上转了半圈，落到末席那件洗得发白的旧长衫上时——
亮了。
那双眼睛，和三年前一模一样。
“陆大哥？”
她声音不高，满屋子却静了半拍。
她已经绕过一整桌人，快步走到末席来，驼色的开司米从肩上滑下来也顾不上，“真是你！
你怎么在这儿——你也到重庆了？”
陆行舟站起身，太阳穴那根筋跳了一下。
“唐小姐。”他拱手，客客气气，隔出三尺远，“好巧。”
“什么唐小姐，”她眉头一皱，声气里带出点当年的娇蛮，“上海叫你多少回陆大哥了，到重庆倒生分了。”
一桌人的眼睛，齐刷刷落到这件旧长衫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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