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盏灯，是曼丽给他留的。
不是屋里那盏，是灶间窗台上那盏。
一只擦得锃亮的旧煤油灯，天一擦黑她就点上，捻子拨到不大不小，够亮，又省油。
他多晚回，这灯就多晚亮。
从弄堂口拐进来，隔着老远，能瞧见窗上那一点黄。
这法子是入了冬才想出来的。
以前不用。
以前他回来得早，顶多晚饭后出去应个酬，半夜前准到家。
可不知打哪天起，他回来得越来越晚。
晚到锅里的菜她热了凉、凉了热，来回三遍；晚到街上打更的都歇了；晚到她靠在床头眼皮直打架，一睁眼天蒙蒙亮，才听见门轴响。
曼丽什么都不问。
她早学会了不问。
这是她能给他的、最大的一样体贴。
隔壁王婶的男人，年头上就进了什么“协力会”，如今出门穿呢子大衣，手上一只金壳表，晃得人眼晕。
前楼张先生更利索，日本人一进城，他连夜把铺子盘给了东洋商行，揣着钱躲到租界里去，天天听戏。
曼丽去买菜，一条弄堂听下来，男人们要么发国难财，要么把脑袋缩进壳里，装死狗似的过。
亡了国的男人，多半是这样的。
也就她当家的，反着来。
亡了国，他不但没缩，反倒更忙了。
忙到脸都瘦下去一圈，颧骨支起来。
忙到夜里回来，身上带着江风的凉，坐下先灌半缸子茶。
忙到有几宿，压根就没沾床——她后半夜迷迷糊糊醒，看见灶间那盏灯还亮着，他一个人对着灯坐着，攥着那块破怀表，一动不动，坐到天亮。
别人家的男人往壳里钻的时候，她这口子往刀尖上顶。
曼丽不懂他到底在扛什么。
她一个唱戏出身的女人，能懂什么家国大事。
可她有一双眼睛。
她看得见一个男人的背，从什么时候起，压弯了一点；看得见他往日那副懒洋洋、没出息的样子，是装给外人看的皮；看得见这皮底下，藏着一座山——那山有多重，她掂不出来，她只知道，压得他半夜坐着起不来。
她不问那山是什么。
她只把这个家，守得更暖。
菜是变着法儿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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