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神父，您怎么会在天津传教？”王汉彰问道。
老人把他引到壁炉旁边的扶手椅上坐下，自己坐在对面的另一把椅子上。
椅子是旧式的，木质的扶手被磨得光滑发亮，坐垫的弹簧已经失去了弹性，坐上去的时候整个人会微微陷进去。
壁炉的火光在两个人的脸上跳跃着，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对面的白墙上，一大一小，一胖一瘦。
“说来话长。”老人从桌上拿起茶壶，给王汉彰倒了一杯茶。
茶水的颜色很深，是那种泡了很久的红茶的颜色，茶汤里漂浮着几片细碎的茶叶末。
他把茶杯推到王汉彰面前，然后用同一只茶壶给自己也倒了一杯，端起来捧在两只手掌之间，缩了缩肩膀，像是在从茶杯的热气里汲取温度。
“我年轻的时候，在伦敦的神学院读书。
那一年，有一个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来我们学校做报告，给我们看了他在华北拍的照片——黄土，村庄，光着脚的小孩，在田里干活的女人，还有那一座一座的、被麦田包围着的小教堂。”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目光越过王汉彰的肩膀，落在壁炉上方挂着的一幅照片上。
王汉彰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
那是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，照片里是一座用青砖砌成的小教堂，教堂的门前站着一群人——有穿长袍的中国男人，有裹着小脚的中国女人，有光着屁股的、黑得像泥鳅一样的小孩，还有一个年轻的、穿着白色长袍的外国传教士，他的脸在照片里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了，只能看出一个瘦高的、微微驼背的轮廓。
“那个人就是我。”老人用下巴朝照片的方向点了一下，“一九一五年拍的。
那年我二十六岁。
在那个小教堂里，我一待就是二十年。
后来军阀打仗，教堂被炮火炸塌了一半，我被迫回了国。
但是——你看——”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，“这里，早就不是英国了。
我的心，有一半埋在了天津的黄土底下。”
王汉彰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茶是凉的，有一股淡淡的涩味。
他没有说话。
在这个老人的故事面前，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。
“对了，”老人把茶杯放在桌子上，身体前倾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，看着王汉彰，“你老不是专门来听我讲古的吧？
你遇到什么难处了？”
王汉彰把杯中的茶一口喝干，把茶杯放回碟子里，发出一声轻微的瓷器碰撞的脆响。
他开门见山地说：“神父，我需要在下午一点之前赶到一个地方。
路太远，光靠两条腿走不到。
您能不能帮我找个车——马车、牛车、驴车都行，只要能让我在中午之前赶到就行。”
老人没有问为什么。
一个在战乱的中国待了二十年的传教士，见过太多不该问为什么的事情。
他只是点了点头，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衣柜前，拉开柜门，从里面拽出一件粗布的、打着补丁的外套，披在黑色长袍的外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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