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头交代过,那处稳,走了三四年,从没出过纰漏。”甯子安越说越顺,像卸下了一块压了许久的石头,“弟兄们背地里都说,那书店老板,是块闷葫芦,看着窝窝囊囊,手底下却干净得很——东西经他一过,连个渣都不剩。”
掌柜。
佐藤在这两个字上,停了很久。
久到甯子安以为自己说错了话,惊惶地抬起头,却见这位课长脸上没有一丝波澜,只静静地,像在品一句刚刚合了辙的诗。
“你,见过那个掌柜?”
“见过一回。
远远的。”
“认得出?”
甯子安咽了口唾沫:“……认得出。”
佐藤这才,极轻地,出了一口气。
两年多了。
那条在他眼皮底下装睡的鱼,那个上班打瞌睡、见了日本人腿肚子转筋、慌慌张张来自首的军统小书商——他等的,就是这一刻。
不再是手法一致的直觉了,是有名有姓、能牵来当面指认的活口,是一条能直接钉进那人棺材的实证。
他没有笑。
这种时候笑,是沉不住气的人才做的事。
他只把甯子安这段话,一字不落誊上一张新卡片,钉在墙上最要紧的那一格——那一格底下,压着他两年多来所有对不上茬、却又扔不掉的碎料。
有那家书店门前几个月都清不掉的散步闲人;有几桩他总疑心跟那书店有干系、却始终坐实不了的旧案;有那个小书商每一次“恰好”不在场的巧合。
桩桩件件,单看都是水面上的浮萍,风一吹就散。
这一张钉上去,那些浮萍,忽然都有了根。
原先他只能对上头说“此人可疑”。
可疑二字,压不住一条鱼。
如今他能说的,是“有人证,可对质”——从“我觉得是他”,到“有人指着他说是他”,隔的就是这一张卡片。
这一步迈过去,那条鱼,就再没有水可以躲了。
接下来的事,他布置得不动声色。
他不打算大张旗鼓地抓。
抓,是给底下人邀功用的。
他要的是审——亲手审。
他要看着那个人,被那张旧照片、那句“掌柜”、那个活口,一层一层剥开。
他要用他这套病理学家的法子,隔着一张桌子,把藏在那身咸鱼皮底下的东西,一寸一寸,割出来。
这条鱼太深,太滑,也太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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