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在最后一个背影后头合上，屋里就剩了两个人。
佐藤宽没起身。
他坐在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后头，像坐了半辈子那样坐着，手边一盏台灯，一只烟灰缸，一份摊开的、墨迹还没干透的口供。
口供末尾那个签押，是樱子亲手画的。
当着满屋子人的面，一笔一画，认了。
认了通敌。
认了替那个书商传递、销毁。
认了背叛帝国。
她此刻就站在台子对面，隔着三步，一身月白，和早上被带进来时一样。
头发梳得齐整，手垂在身侧，眼睛平平地落在地板上某一处，不看他，也不躲他。
她不哭，不辩，不跪。
她像一个把该做的都做完了的人，静静站着，等他把最后那一道领给她。
佐藤看着她这副样子，心里头有一样东西，慢慢裂开了。
他这辈子，办过的案子不下千百。
他见过各式各样的认罪——磕头如捣蒜的，一口咬死不松的，被撬开嘴以后瘫成一摊泥的。
他不信人，他信程序，信证据，信一套摁下去谁也翻不了身的规矩。
这套规矩是他的手艺，也是他的骨头。
上海滩上，日本人怕他，中国人更怕他，怕的就是这个佐藤宽办事，不徇一丝一毫的私。
他的公正是出了名的冷，冷得没有一条缝。
现在，这条缝，站在他对面。
他手里是有法子的。
他比谁都清楚自己有多少法子。
那份口供，可以说成是屈打成招，可以说这姑娘神志不清、受了那书商的蛊惑；那个签押，纸是他的人管着的，笔是他的人递的，要它改成另一个样子，也不算难事。
往大里说，他甚至能把这桩事从根上抹平——一个课长，要保一个人，办法多得很。
把罪名做小，做成“交往不慎”“失于觉察”，关几个月，风头过了，人还能囫囵着走出去。
再不然，寻个由头把她远远弄走，弄到一个没人认得的地方，改名换姓，重头做人。
只要他肯违一次心。
可他一动这念头，另一样东西就横在跟前。
他若把这案子压下去，就等于当着已经看过口供的那满屋子人的面，认下佐藤宽办事，也有徇私的一天。
认下他佐藤宽的养女，为了一个卖旧书的支那间谍，背叛了帝国——而他，这个亲手替帝国磨了半辈子刀的人，要回过头来，替她把这桩背叛遮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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