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份看守房的日录，是天亮前送到佐藤案头的。
薄薄两页，字迹潦草。
他就着台灯，一行一行往下看。
看到中段，笔停了。
第七号审讯室，昨夜提审一名女学生，姓周，燕京肄业，涉一桩传单案。
审到三更，人已经出气多、进气少。
看守换班的空当，人不见了。
后墙那道运煤的小门，插销从里头拨开过。
当值的两个，一个打盹，一个出去解手——供词写得滴水不漏，漏的地方，恰好是没人看见的那一刻。
佐藤把纸搁下，端起手边那盏茉莉香片。
茶早凉了。
他没叫人。
没拍桌子。
没有半点要查的意思。
因为他不必查。
这座七十六号里，没有一件事瞒得过他。
哪间屋子几时熄的灯，哪个看守欠了谁的赌债，哪个人昨夜从后墙那道门里出去、又领着谁一起出去——他闭着眼都拼得出。
他早知道了。
在这份日录送到之前，他就知道了。
放人的，是樱子。
那点手脚做得笨。
运煤门的插销上，糊着一层经年的煤灰，昨夜被人指头抹开过，留下两道浅印，一寸来长——正是女人的手。
看守供词里说人是自己“越”出去的，可那女学生被抬进牢时，两条腿早打断了，连站都站不住，哪里“越”得动。
是有人把她背出去的，还替她把插销从里头拨开、再虚虚掩上。
做得急，做得慌，做得像一个头一回做贼、心又太软的人。
这些破绽，落在旁人眼里，是一桩查不清的糊涂案。
落在他眼里，等于签了名。
他起身，走到窗前。
天沉着，院里那株老槐，叶子落得只剩一副骨架。
他想起樱子七岁那年。
她父亲——他在奉天时的旧交，一个比他更配活下去的人——咽气前，把这女儿的手放进他掌心。
那时樱子连哭都不敢出声，一双眼睛湿淋淋地望着他，像是怕他不要。
他那会儿就看出来：这孩子，心太软，软得留不住。
那年冬天，官邸后园里有只麻雀冻僵在雪地里，樱子捧回屋，揣在胸口焐了一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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